精選答案內容提要】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tǒng)是古希臘的圣哲們所奠定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伴隨著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治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學科框架，完成由傳統(tǒng)政治研究向現(xiàn)代政治科學的轉變。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及后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西方政治學的主導范式，它的孕育、興盛和衰弱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二戰(zhàn)”以后，西方政治學研究出現(xiàn)了三種范式或元理論共存的局面。在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大趨勢下，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出現(xiàn)了政治經濟整合研究、政治學現(xiàn)實性增強、政治哲學復興、由國家焦點向全球視野的轉變等新趨勢。
【關 鍵 詞】西方/政治學/行為主義
【 正 文】
政治學是一個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現(xiàn)象、政治關系或政治實踐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它涉及國家（政府）、政黨、權力、政策、統(tǒng)治、管理和價值分配一類的主題。在當代西方，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一起并稱社會科學的三大學科。如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一樣，西方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形成于19世紀末、 20世紀初。在經歷了百余年的發(fā)展與演變的歷程（經過確立獨立的科學框架、學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體化和雜交化趨勢出現(xiàn)三個階段）之后，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知識形態(tài)。本文將簡要回顧20世紀西方政治學的發(fā)展，著重評析二戰(zhàn)后及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fā)展的狀況、成就及最新趨勢，以便為面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鑒。
一、現(xiàn)代西方政治學的形成
現(xiàn)代政治（科）學研究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然而，作為人類古老的知識領域之一，政治（學）研究源遠流長，它的歷史與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因為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就有了階級統(tǒng)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對這一類現(xiàn)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關知識?？梢哉f，隨著東西方最初奴隸制國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產生，就出現(xiàn)了政治的研究，開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學的發(fā)展史。在各文明古國遺留下來的歷史典籍（如《漢謨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論》）中，可以找到大量關于政治和法律的論述。
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tǒng)是古希臘的圣哲們尤其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謂的研究傳統(tǒng)，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研究組織、理論體系、主題范圍、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構成方式，它決定了該學科的學者們提出課題、分析問題和理論論證的方式。古希臘產生了系統(tǒng)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國家）的興衰為中心，政治學作為一種為管理復雜國家（城邦）事務提供指針的專門學問而出現(xiàn)。古希臘時期涌現(xiàn)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學家及學派。如梭倫、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學派、德謨克利特、詭辯學派、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們認為，他們兩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傳統(tǒng)及其方法傾向的基礎――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思辨方法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實證比較方法；或者說，前一種模式“帶有較多的哲學色彩、懷疑論和理想主義”，后一種模式“較為現(xiàn)實、科學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之所以說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tǒng)是由古希臘時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臘人創(chuàng)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繪了政治這種東西，把它同個人存在和集體存在的其他方面區(qū)分開來；第二，希臘人在活動的意義上創(chuàng)立了政治學，意識到它本身是活動，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動；第三，希臘人造成對單個政體（國家、城邦）兩重性中固有的問題尤其是公民與政體的關系問題的持久意識；第四，希臘人首先認真地表達了政治學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現(xiàn)的問題，即“既然”和“應然”的關系。他們從此開辟了解決實際的和倫理的東西之間關系問題的道路，即使沒有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條可以被接受的路線，也提供了一個起點。（注：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古羅馬時代盡管沒有出現(xiàn)偉大的政治理論家，沒有形成在后來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哲學，但是羅馬人把古希臘的政治理論加以應用，其實際成就也深刻地影響了現(xiàn)代西方的政治思想。這不僅表現(xiàn)在羅馬人擴展了實際的政治范圍――從城邦國家擴張為地域遼闊的帝國，并創(chuàng)立了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現(xiàn)在羅馬人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將古希臘的政治研究傳統(tǒng)帶進中世紀，進而流傳到現(xiàn)代世界；他們還為現(xiàn)代政治研究貢獻了個性意識、個人尊嚴、“自然狀態(tài)”與自然法、人生平等觀念。古希臘羅馬時代是西方政治研究傳統(tǒng)的形成階段。這一傳統(tǒng)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政治思想與道德哲學或倫理學密切相關，人們研究政治問題是為了實現(xiàn)某種“正義”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倫理學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
中世紀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緩慢演化的時期?；浇痰呐d起以及神學世界觀的支配地位，對這一時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有如政治思想家薩拜因（g.h.sabine）所說，基督教會的興起及其對精神領域所擁有的控制權是“西歐歷史上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兩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紀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學政治論的形式，政治學實際上是隸屬于神學體系的一個科目；《圣經》是政治研究的出發(fā)點、信仰的絕對權威，是判斷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標準。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題是教會與國家、教權與王權的關系，而中世紀神學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臘羅馬時代所繼承并發(fā)展了的個人與社會、國家權力、理性與信仰等成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轉型時期。近代伊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運動使政治學研究逐步擺脫基督教神學的束縛，轉入對現(xiàn)實政治問題的研究。馬基雅維利、布丹等人開始從歷史事實、個人經驗出發(fā)來研究國家主權、國際法等現(xiàn)實政治問題，使政治學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經驗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紀，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以及資產階級政治統(tǒng)治的確立與工業(yè)化的發(fā)展，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榮，出現(xiàn)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賓諾莎、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這一時期，國家、政府、主權、自然法、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分權與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進入19世紀，適應于資產階級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與矛盾、維護現(xiàn)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發(fā)生重大變化，由過去探討國家“應當”怎樣轉變?yōu)檎f明國家實際上怎樣，出現(xiàn)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密爾的自由觀和代議制理論、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同時，受19世紀自然科學進步的影響，這一時期以觀察、實驗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繹推理為基礎的規(guī)范研究的方法而成為政治研究的主導方法?？傊?，近代政治研究為現(xiàn)代政治學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發(fā)展之后，伴隨著近現(xiàn)代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學轉變，即政治學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框架，并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等）區(qū)別開來。
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chuàng)立了政治學院，這被人們當作政治科學興起的象征性標志。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圍、方法與目標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近代政治學的經驗、實證的研究為現(xiàn)代政治科學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到了19世紀末期，人們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個政治制度中決定著權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獲得了有關政治機構如何運轉的準確的理解；學者們設想，在憲法與法律所規(guī)定的各種政治機構官員的權利及特權與他們在崗位上的實際行動方式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因而，描述的、經驗的研究取代了規(guī)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現(xiàn)代政治學形成時期，學者們一般都注重于描述當時的政治制度與過程，把重點放在依法構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憲法規(guī)定作為主要的資料基礎，注重對這些情報資料的收集和描述。他們將制度、結構和法律看作政治領域的最重要的獨立變量，而將人性視為常量，認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而非人類行為影響政治制度。正是這個原因，這一時期往往被人們稱為現(xiàn)代西方政治學發(fā)展的形式主義、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階段。
政治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首先出現(xiàn)在美國。如果說，19世紀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歐的話，那么從19世紀末開始，這種重心已經轉移到北美了。美國政治學研究無疑是繼承了從古希臘開始的歐洲研究傳統(tǒng)的?？梢哉f，美國政治學的早期發(fā)展受到了歐洲的極大影響，政治科學的奠基者們正是從歐洲政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成果出發(fā)，來建構政治學的研究框架以及為政治學劃界的。德國的國家學以“國家”概念為中心，注重主權以及體現(xiàn)國家意志和最高權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國家、主權、法和歷史處于西歐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國19世紀的政治研究具有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傳統(tǒng)或傾向。這些對美國政治科學家界定政治學的范圍和方法有著重要影響。伴隨著西方社會科學分化的浪潮，政治學在美國確立了它的研究對象、范圍及方法。政治學逐步將自己限定于國家、政府、權力一類問題的研究上，而與定位于市場研究的經濟學和定位于市民社會研究的社會學相對照。而在方法論上，經驗、實證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繹方法而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導性方法。
現(xiàn)代政治學與近代政治研究的區(qū)別首先表現(xiàn)在方法論上。19世紀中后期工業(yè)化和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實驗自然科學的成熟，成為近現(xiàn)代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形成和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茖W主義的日益盛行，使得人們普遍相信經驗自然科學的方法同樣適應于社會領域的研究，人文社會知識同樣可以科學化。19世紀末期，美國政治學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學的經驗、實證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領域的研究。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及其運行有其規(guī)律性，一套精細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這種規(guī)律性。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歷史―比較方法，它強調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評論。柏吉斯等人用這種實證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繹方法。不久之后，這種注重歷史文獻、囿于文件和紀錄而忽視政治現(xiàn)實的歷史―比較方法便受到人們的懷疑和批評。進入20世紀，美國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弗蘭克?j?古德諾（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張用“現(xiàn)實主義”取代歷史―比較方法，主張政治學必須研究現(xiàn)實政治生活。威爾遜號召政治研究走向社會，深入民眾，去大街、辦公室和議會大廈；古德諾強調政治學應研究“整個現(xiàn)實國家有關的領域”；本特利則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集團及其活動?，F(xiàn)實主義研究方式的出現(xiàn)標志著西方傳統(tǒng)的政治研究向現(xiàn)代政治學研究的轉變。
現(xiàn)代政治學與傳統(tǒng)政治研究的另一個區(qū)別在于學科的制度化方面。學科的制度化（或學科的社會建制）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在學術團體、專業(yè)雜志、書籍出版、基金資助渠道、教育培訓、職業(yè)化以及圖書館新的收藏目錄的確定等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大學相關專業(yè)教育的發(fā)展（專業(yè)、系科設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發(fā)展等）。與政治學從人文社會知識或道德哲學的分離相一致，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學逐步在美國大學及研究所扎根， 成為大學專業(yè)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導下，哥倫比亞大學創(chuàng)立了政治學院；1886年，該校創(chuàng)辦了《政治學導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的研究與教學起步也很早，亞當斯在這所大學首先提出歷史學和政治學方面先進的教學和研究計劃，并于1877年成立“歷史和政治學會”。密西根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也屬于第一批興起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的大學之列。這些學校都培養(yǎng)研究生，開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政治學成為各大學廣泛講授的科目；政治學作為一項培養(yǎng)研究生層次的事業(yè)，也在20多個的主要大學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學興辦的政治學系已近50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權威性學術組織“美國政治學會”成立；1906年，學會出版著名雜志《美國政治學評論》，這是政治學成熟的另一個重要標志。總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一樣，已經制度化而成為美國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體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衰
二戰(zhàn)后，美國政治學發(fā)生了一場所謂的“行為主義革命”，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政治學的主導范式。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學運動，發(fā)端于本世紀初的政治學的“現(xiàn)實主義”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學中的“科學主義”運動，興盛于50～60年代，并持續(xù)到70～80年代的“后行為主義”時期。
本世紀20～40年代既是美國政治學學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學科制度化建設進一步發(fā)展時期，也是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的醞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現(xiàn)實主義的方法取代歷史―比較方法（“現(xiàn)實主義”）而成為“當代各派政治理論的共同發(fā)源”（注：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 這可以說是科學主義及行為主義研究方式的開端。緊接著，出現(xiàn)了提倡科學主義的“新政治科學運動”，它主張用社會學、心理學和統(tǒng)計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排除妨礙政治分析的價值判斷，使政治研究科學化。這場運動的倡導者是當時美國政治學界的頭面人物查爾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發(fā)表的《政治學研究的現(xiàn)狀》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學的新方面》一書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學”的概念，主張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將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對象，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關系。他特別強調應用心理學、社會學和統(tǒng)計學的概念和方法，以解決政治學中積累起來且日益增多的事實材料。他認為，政治學的發(fā)展在19世紀上半期經歷了一個先驗演繹的階段，下半期又經歷了一個歷史―比較方法的階段。盡管在20世紀初已經出現(xiàn)涉及觀察和測量的歸納科學的發(fā)展，但政治學要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必須對政治和政治行為進行更具理論性和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更深入研究?！靶抡慰茖W運動”為二戰(zhàn)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開辟了道路。這一時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學繼哥倫比亞大學之后，成為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學術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為首的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爾、凱伊、特魯曼、西蒙、阿爾蒙德以及亨廷頓、伊斯頓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崛起，并在美國政治學研究中居于主導地位。何謂行為主義？按照羅伯特?達爾的說法，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賦予其行為的意義有關，行為主義用觀察到的行為來解釋政治現(xiàn)象。德懷特?沃爾多稱：行為主義運動可以被解釋為重新進行努力和加強努力來對待政治學中的“科學”，使政治學成為一門真實的或真正的科學。戴維?伊斯頓認為，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及模式來發(fā)展政治學。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書中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基本信念概括為如下幾條：（1）政治學最終可望成為一門科學，它可以進行預測和解釋， 其目標是建立系統(tǒng)的、經驗的理論；（2）社會科學研究應以理論定向， 理論與資料之間必須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須將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區(qū)別開來；（4）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從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際合作或跨學科研究對各學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學者對方法論應該更加自覺、熟練和精通；（6）政治分析應以個人、 團體的行為作為焦點，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為焦點。（注： david easton, a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頓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作了題為“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和現(xiàn)在”的學術報告，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要點歸結為：第一，行為主義認為在人的行為中存在著可以發(fā)現(xiàn)的一致性；第二，這些一致性可以被經驗主義的實驗所證實；第三，行為主義對獲得和進行分析的方法有更嚴格的要求；第四，行為主義運動使自己在理論上比過去更多地注意精細化；第五，行為主義者一般認為，研究者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過程之外；第六，行為主義意味著把新發(fā)現(xiàn)的重點放在基礎或純粹理論上，而不是放在應用研究上。（注：單天倫主編：《當代美國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戰(zhàn)后科技革命的展開以及政治學發(fā)展本身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二戰(zhàn)后，科學技術革命推動了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迅速發(fā)展，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某些學科（經濟學、心理學等）更嚴格的資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檢驗的經驗理論的成就，對政治學研究產生了強烈的示范效應，而傳統(tǒng)政治學的歷史描述和印象主義的分析、常識性的研究似乎走到盡頭。不斷發(fā)展的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社會及其出現(xiàn)的大量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已難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研究及解決；在對政治體制、機構及過程的認識中，大量的現(xiàn)象和問題懸而未決，難以用不精確、不可靠的理論來加以解釋。因此，人們迫切希望將政治學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識變成科學。其次，行為主義的興起與當時美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有關。二戰(zhàn)后，出現(xiàn)美蘇冷戰(zhàn)的局面，并爆發(fā)了朝鮮戰(zhàn)爭，當時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掀起了后來稱為麥卡錫主義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義時期，旨在迫害自由和進步的思想，這促使政治學及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學者更傾向于做價值中立、客觀的科學或學術研究；戰(zhàn)后西方社會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和“繁榮”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義，導致了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終結論”的流行。這形成了有利于行為主義政治學發(fā)展的文化氛圍。
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50年代、60年代美國政治學發(fā)展的主導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處，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為主義使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術的探索成為自覺，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術。在行為主義興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張“現(xiàn)實主義”研究方式的政治學者那里，并沒有多少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研究資料或進行分析，方法――即需要專門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領域被看作是不成問題的，結果，沒有嚴格的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檢驗所獲得的資料以及所得出結論的可靠性程度。行為主義主張將經驗科學的方法用于政治問題的研究，特別重視經驗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應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學化；他們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觀察、訪問、實驗、模擬、模型、統(tǒng)計分析、系統(tǒng)分析等成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為主義將政治學研究的重心由法規(guī)、制度的靜態(tài)研究轉向政治制度的運作或政治過程、政治行為的動態(tài)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檢驗的經驗理論。行為主義者相信通過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經驗研究可以使政治學成為一門能夠作出解釋和預言的科學?；谶@種認識，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紛紛建構各種理論體系，如伊斯頓的政治系統(tǒng)論、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論、多伊奇的政治溝通論、西蒙的行政決策論、亨廷頓的政治發(fā)展論。且不論這些理論本身有何缺陷，它們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fā)展中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再次，行為主義者強調社會科學各學科本質上的一致性，重視跨學科的研究，順應了當代科學技術以及社會科學發(fā)展的交叉、綜合和整體化的發(fā)展趨勢。行為主義政治學自覺地吸取了當代科學技術的成果，特別是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統(tǒng)計學、系統(tǒng)分析等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擴展了政治學的研究視野，豐富了政治學的理論內容。行為主義者深知人與社會之間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試圖在研究人類的政治行為的基礎上來獲得關于人類行為的一般規(guī)律（規(guī)律性）的認識。這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tǒng)政治學研究的狹窄的眼界。
然而，行為主義政治學具有其內在的理論及方法論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過分推崇經驗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的分離（政治研究的價值中立性）；注重學術研究而忽視現(xiàn)實社會問題研究；偏重于微觀、中層理論的建構而忽視宏觀理論研究的傾向；等等。這使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強烈批評。首先來自傳統(tǒng)政治理論家（包括規(guī)范理論家和批判理論家）的批評。這些傳統(tǒng)主義者堅持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研究傳統(tǒng)，反對政治研究的科學化。他們認為，就科學一詞的嚴格意義而言，政治學不可能像行為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成為一門科學，因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它涉及人類行為；與自然現(xiàn)象及過程不同，人類行為十分復雜，沒有規(guī)律性，缺乏穩(wěn)定性，牽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變量；人類行為以及政治行為是獨一無二且不能重復的，不能做實驗，科學方法不能處理無窮的偶然性，因而尋找行為的規(guī)律性是徒勞無功的。傳統(tǒng)主義者進而認為，量化和嚴格的分析更不適用于政治學，因為它既缺乏精確的概念，也沒有合適的計量方法。在他們看來，社會科學及政治學不能把價值、情感和意識形態(tài)一類的東西與經驗事實分開，社會科學家以行動定向，他們應扮演人道主義者、批評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應致力于宏觀社會政治理論的探索。其次是來自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挑戰(zhàn)，特別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一著名論著中對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沉重打擊。庫恩提出一種歷史主義的新科學發(fā)展觀，認為科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非理性的過程，科學的發(fā)展并不是一種漸進的、量的積累過程，而是表現(xiàn)為一種漸進中斷或科學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舊的“范式”的過程，科學的歷史表現(xiàn)為從一種決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種范式的隨機性轉變；他強調科學的發(fā)現(xiàn)、理論的建立、檢驗、發(fā)展及接受為歷史、社會、文化因素所制約，擺脫價值、意識形態(tài)、個人偏好的所謂純客觀的研究是不存在的。這就動搖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哲學及方法論基礎――實證主義方法及其價值中立性的基礎。最后是來自行為主義政治學內部尤其是達爾、尤勞、伊斯頓等人的批評。例如，達爾在《政治學中的行為方法》（1961）一文中尖銳地批評行為主義的事實與價值分離的觀點，指出行為主義難以運用歷史知識，難以用想像力去做預測。
60年代的美國社會狀況則提供了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隨之興起的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有利條件。當時的種族沖突及民權運動、城市騷亂、反文化運動、環(huán)境的惡化、政治領袖的相繼遇刺、貧困和社會不平等、越南戰(zhàn)爭等等，引起了政治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家對自身的社會責任感的反省，對價值中立、純客觀研究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后行為主義的出現(xiàn)正是以這種社會背景作為基礎的。正如伊斯頓所說：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后行為主義代表了現(xiàn)代世界對迅速失去控制的工業(yè)化、種族和性別的歧視、世界性的貧困和核戰(zhàn)爭危險的覺醒。
伊斯頓是這場所謂的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發(fā)起者。他在1969年9 月?lián)蚊绹螌W會會長的就職演說《新的革命》中說：“美國政治學正在發(fā)生一場新的革命?！目谔柺顷P聯(lián)與行動，它的批評對象是學科、專業(yè)和大學”。（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說， 前一場革命――行為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就被政治時代日益增長的社會政治危機所拋棄了；行為主義注重方法而忽視內容、注重事實而忽視價值等缺陷引發(fā)了政治學研究的危機。他呼吁政治學者關注當前重大而迫切社會問題的研究，關注人類價值，謀求社會福利，用知識促進社會改革，以科學方法為手段建設理想社會。這篇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稱為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一份遲到的宣言。
后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關聯(lián)與行動”（relevance & action）。根據(jù)伊斯頓在《政治系統(tǒng)》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為主義的基本主張是：（1）實質重于技術， 即與當代迫切社會問題發(fā)生關聯(lián)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術本身；（2 ）行為主義蘊涵著經驗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它局限于事實的描述與分析，妨礙它自身從最廣泛的脈絡上去了解這些事實；（3）行為研究與現(xiàn)實脫節(jié)，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為主義關注在危機時刻滿足人類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設性的發(fā)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5 ）政治學者作為全體知識分子的組成部分，必須履行保護人文價值的義務或責任；（6）擁有知識等于負有行動的責任，而行動也就是去改造社會；（7）知識分子不能對各種政治斗爭置之不理，政治學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為主義的“新革命”實際上是美國政治學中的一場改革運動，它的興起標志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衰落。因為它拋棄了行為主義的基本信條，由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