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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芳

1931年8月,因為清華對教授游學(xué)假的制度安排,朱自清前往英國進修一年語言學(xué)和英國文學(xué)并漫游歐洲五國,作為吃貨的他,回國后不僅在發(fā)表并結(jié)集出版的《歐行雜記》中頗涉食事,在日記中提到去吃過的中餐館名錄更是筆者寓目文獻中之較多者,為我們了解英國特別是倫敦中餐館的情況,留下了寶貴的材料。稍后夏鼐先生留學(xué)倫敦四年余,也留下了不少中餐館記錄。因此,雖然我在《飲食西游記》(三聯(lián)書店·生活書店2021年版)中已有專章《英國中餐:從水手館到香港館》討論晚清民國的英國中餐館,但這大量的新史料,仍足以成一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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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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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謔英倫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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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先生在《倫敦雜記·吃的》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提到歐洲的吃喝,誰總會想到巴黎,倫敦是算不上的。不用說別的,就說煎山藥蛋吧。法國的切成小骨牌塊兒,黃爭爭的,油汪汪的,香噴噴的昆明廚師培訓(xùn)機構(gòu);英國的“條兒”(Chip)卻半黃半黑,不冷不熱,干干兒的什么味也沒有,只可以當飽罷。再說英國飯吃來吃去,主菜無非是煎炸牛肉排羊排骨,配上兩樣素菜;一個人家住過四個月,只吃過一回煎小牛肝兒,算是新花樣。(朱自清《歐游雜記》,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155頁)

《倫敦雜記》

他的朋友林語堂先生也曾對英國的飲食大加貶損:

英國人不鄭重其事地對待飲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隨隨便便的事情,這種危險的態(tài)度可以在他們的國民生活中找到證據(jù)。如果他們知道食物的滋味,他們語言中就會有表達這一含義的詞語,英語中原本沒有“cuisine”(烹飪)一詞,他們只有“cooking”(燒煮);他們原本沒有恰當?shù)脑~語去稱呼“chef”(廚師),而是直截了當稱之為“cook”(伙夫);他們原本也不說“menu”(菜肴),只是稱之為‘dishes’(盤裝菜);他們原本也沒有一個詞語可以用來稱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氣地用童謠里的話稱之為“Greedy Gut”(貪吃的肚子)。事實上,英國人并不承認他們自己有胃……英國人感興趣的,是怎樣保持身體的健康與結(jié)實,比如多吃點保衛(wèi)爾(Bovril)牛肉汁,從而抵抗感冒的侵襲,并節(jié)省醫(yī)藥費。(林語堂《中國人》,學(xué)林出版社1994年版,325頁)

曾任中央日報駐倫敦特派員的名記徐鐘珮干脆說:“英國根本無所謂烹調(diào),隨便什么蔬菜都是拿來白煮,我常說在英國當廚司要算天下最容易的職業(yè),凡到過英國者,都知道英國菜的單調(diào)乏味。”(徐鐘珮《倫敦和我·中國菜館》,《中央日報周刊》1948年第5期。徐鐘珮有時也寫作徐鐘佩,比如此文以《倫敦的中國菜館》之名在《一四七畫報》1948年第7期發(fā)表時,即署名徐鐘佩。)

朱自清此行陸路由蘇俄先抵巴黎再赴英倫,故先吃法國菜,頗覺價廉物美:“1931年9月7日,巴黎:飯于法國飯店,值五法郎七十五生丁,一葷兩素,有啤酒一瓶,甚廉也。”所以到倫敦,外國菜中,也先吃法國菜,竟然也同樣覺得價廉物美:“1931年9月11日,倫敦:飯于里昂餐廳,廉而不取小費,甚佳也。”第二天便接著去,感覺卻不那么好了:“1931年9月12日,倫敦:晚飯于里昂餐廳,羊肉甚不佳,賬誤算,余語言不足用,無以難之。”至于去英國的小館子,則不置評:“1931年10月18日,倫敦:晚與陶君、王昭雋君夫婦飯于一烤肉館。”“1931年10月19日,倫敦:午在快捷奶制品店(Express Dairy)吃飯?!贝蠹s因為味道不好。直到一個月之后(1931年11月25日,星期三),在相對高檔的帝國飯店進餐,才覺得好,但“午飯好是好,就是價錢貴”——一分錢一分貨,英國人也還是能做出好味道的,但性價比卻不足以吸引人,所以便“和陶約定星期五晚上到里昂餐廳去”;“1931年12月30日,倫敦:在皮卡迪利廣場的里昂餐廳用餐”,繼續(xù)吃價廉物美的法國菜。后來朱自清也找到一家價廉物美的英國大餐館:“1931年12月8日,倫敦:晚上和陶一同到牛津角飯店去吃飯。正如屠告訴我的,這是‘窮光蛋的宮殿’昆明廚師培訓(xùn)機構(gòu)!這個雅號是一些英國學(xué)生取的。在我曾經(jīng)到過的餐館中,它的確是最大的。這家飯館不僅規(guī)模龐大,而且裝潢華麗,樂隊也很好。我們可以在樓上一直坐到十二點鐘。這兒的食品比普通餐廳要好得多?!保ā吨熳郧逦募返诰啪恚K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1、42、59、77、95、82頁)

牛津角飯店是“窮光蛋的宮殿”,帝國飯店也只是相對高檔,反正“頭等飯店沒去過”。除了法國菜,在歐洲大陸負有盛名的意大利菜,朱自清也不可能不嘗,雖然也不是頭等大飯店:

意大利的館子卻去過兩家。一家在牛津街,規(guī)模很不小,晚飯時有女雜耍和跳舞。只記得那回第一道菜是生蠔之類;一種特制的盤子,邊上圍著七八個圓格子,每格放個生蠔,吃起來很雅相。另一家,由斯敦路,也是個熱鬧地方。這家卻小小的,通心細粉做得最好;將粉切成半分來長的小圈兒,用黃油煎熟了,平鋪在盤和里,灑上干酪(計司)粉,輕松鮮美,妙不可言。還有炸“搦氣蠔”,鮮嫩清香,蝤蛑,瑤柱,都不能及;只有寧波的蠣黃仿佛近之。

朱自清在倫敦一年,自己不做飯,“每天去吃兩頓飯”,按理說吃的店不少,但除了多記了幾家法國、意大利餐廳(當然記中餐館尤其多,后敘),英國本土餐館記得不多,或者因為是小店,或者因為對英餐館不甚待見,在給陳竹隱的情書中也說得甚簡略:“此間飯店大都女子招待。我去的是一種不給小賬的店,招待有好有壞!有些招待真有些可怕!如某招待睫毛甚長,仿佛什么也看不入眼,又一個問要什么菜,老伸出下巴來說,這兩個最討厭了;她們在一家,我因此不常那家去?!保ㄖ靻躺帯吨熳郧鍚矍闀攀舟E》,1931年10月21日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頁)

朱自清日常所去的這種小飯店,大約就是他認為最能代表英國烹飪的茶飯店:

舊城館子和茶飯店等才是本國味道。茶飯店與煎炸店其實都是小飯店的別稱。茶飯店的“飯”原指午飯,可是賣的東西并不簡單,吃晚飯滿成;煎炸店除了煎炸牛肉排羊排骨之外,也賣別的。

茶飯店便宜的有三家:拉衣恩司(LYONS),快車奶房,ABC面包房。每家都開了許多店子,遍布市內(nèi)外;ABC較少些,也貴些,拉衣恩司最多??燔嚹谭空ㄐ∨H庑∨8魏图t燒鴨塊都還可口;他們燒鴨塊用木炭火,所以頗有中國風(fēng)味。ABC炸牛肝也可吃,但火急肝老,總差點兒事;點心烤得卻好,有幾件比得上北平法國面包房。拉衣恩司似乎沒甚么出色的東西;但他家有兩處“角店”,都在鬧市轉(zhuǎn)角處,那里卻有好吃的。角店一是上下兩大間,一是三層三大間,都可容一千五百人左右;晚上有樂隊奏樂。一進去只見黑壓壓的坐滿了人,過道處窄得可以,但是氣象頗為闊大(有個英國學(xué)生譏為“窮人的宮殿”,也許不錯);在那里我往往找了半天站了半天才等著空位子。(朱自清《歐游雜記》,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157-158頁)

這些他在日記中約略說過,只是想這茶飯店,是不是與后來香港風(fēng)行至今的茶餐廳有些淵源呢?因乏材料,暫不深入,但他一則日記的表述,則甚接近:“1932年1月6日,倫敦:早晨同柳談話。我們在附近一個茶室里吃午飯。這個茶室只有一些工人光顧?!保ā吨熳郧逦募返诰啪?,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99頁)

朱自清對英國餐館沒什么好評價,但對于他自己和朋友的房東的烹飪手藝,倒是好說過多次,不由不令人印象深刻,簡直覺得有些反常:

1931年11月1日,倫敦:上午赴徐子俊君處,與游溫德渥滋卡門,尚可取。徐君寓一人家,只一寓客,房東系寡婦,原為德籍。徐云善烹調(diào),煮雞湯如中國做法,每周二次吃雞,全膳才三十五先令也。

1931年12月26日,倫敦:在柳的住處用早飯,我想,這里的伙食比我們住處的好,因為女房東對每件事情都很用心。她還邀請我們在她那里留一整天。她的話講得這么客氣和謙遜,我們就不好拒絕了。

1931年12月31日,倫敦:傅先生住處的伙食不錯,我喝的酒太多了。(《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4、92、95頁)

在情書里也特別說到他新房東的廚藝,而且說得更好:“1932年11月9日:我星期一搬來此地,一切還算安適……女廚子手段甚好,菜極可口,但這兩天吃得好了,胃倒不舒服起來,你說怪不怪,真是不受抬舉的胃了?!?朱喬森編《朱自清愛情書信手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2頁)

二、歡聚中國餐館

朱自清在《歐游雜記》里說:“倫敦中國飯店也有七八家,貴賤差得很大,看地方去。菜雖也有些高低,可都是變相的廣東味兒,遠不如上海新雅好。在一家廣東樓要過一碗雞肉餛飩,合中國一元六角,也夠貴了?!保ㄖ熳郧濉稓W游雜記》,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158頁)似乎嫌差又嫌貴。可是,這七八家飯店,他幾乎是家家都去,均在日記留下店名,對飯菜的印象,也遠好過這公開發(fā)表的記述。我們不妨一家一家梳理過來。其中去得最多的,當屬順東樓,也是首先見于筆端,錄得四次:

1931年9月15日,倫敦:午飯在順東樓,劉仲熙君請。

1931年10月8日,倫敦:訪劉仲熙君,遇王樹芳君,亦在曼徹斯特工廠中,學(xué)機械工程。又遇吳定良君,其人乃五師學(xué)生,余久聞其名,現(xiàn)已得博士學(xué)位,猶從卡爾·皮爾森讀統(tǒng)計,思得理學(xué)博士學(xué)位。其人學(xué)問甚大。渠約劉君至順東樓吃飯,余亦與俱,結(jié)果吳君作東;在外國請人一飯,亦如此麻煩也。

1931年11月13日,倫敦:邀請周先生在順東樓進晚餐,在那里遇見兩位中國女士,她們說上海方言。我已經(jīng)有兩個月沒聽到上海話了!她們的作風(fēng)舉止也是一副上海派頭,我對她們既討厭又贊賞,這真是自相矛盾啊。

1931年11月28日,倫敦:同柳和魯在順東樓共進午餐。

南京樓也同樣錄得四次,卻是前兩次都給予了“甚佳”的評價,且毫不嫌貴!

1931年10月3日,倫敦:飯于南京樓,三分之一(鎊),一湯二菜,甚佳,菜極豐。

1931年10月7日,倫敦:赴南京樓午餐,甚佳。

1931年10月10日,倫敦:至南京樓午飯,遇一中國學(xué)生,大罵美國學(xué)生,謂有以女子襪(高腰)之沿革及月經(jīng)帶之沿革為論文題目者。

1931年12月28日,倫敦:羅先生來訪。他告訴我一些關(guān)于圣誕節(jié)在南京飯店聚會時的情況。他說有個姓何的在會上責(zé)備大家沉溺于尋歡作樂,可他自己從劍橋到倫敦來,也是為了尋歡作樂的呀!

新華味齋錄得三次,有兩次是校友聚餐,分別跟北大校友和清華校友;以筆者管見,這也是從未見諸他人紀載的一家中餐館:

1931年12月23日,倫敦:倫敦的北大老校友在新華味齋舉行午餐會,大家在席上舉箸長談。

1931年12月27日,倫敦:邀請賈先生在新華味齋吃午飯。

1932年1月1日,倫敦:同清華大學(xué)的校友一起在新華味齋聚餐。

從前述南京樓的歡聚到新華味齋的歡聚,中餐館可真是留學(xué)生們的歡聚之處呀,而上海樓尤因北大校友的聚會而享盛名:

1931年9月24日,倫敦:晚至上海樓吃飯,中國人殊少。菜不惡。

1932年2月27日,倫敦:在上海樓聚餐,此處因北大校友的聚會而在倫敦享有盛名。三時,林語堂作《中國文化的時代精神》的講演,隨后大家討論頗為熱烈,也很有趣。

除上述中餐館之外,朱自清還曾偶至華英樓與新粵酒家:

1931年9月15日,倫敦:晚飯羅先生請,在華英樓,遜于順東樓。

1932年1月31日,倫敦:到新粵酒家參加林(語堂)博士的宴會。午飯后,和他一起到他的住處。他向我談了關(guān)于他的中文打字機的計劃。(《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3、54、70、78、51、53、55、94、89、93、97、46、118、43、109頁)

當然,這些未必是朱自清先生完整的記錄,他也沒有義務(wù)家家都記,僅就所記,已有順東樓、南京飯店、新華味齋、上海樓、華英樓、新粵酒家六家,與他在《倫敦雜記》中所說的七八家大體相合——因為他沒有或不愿或不敢去頭等飯店,而英國當時最有名的中餐館杏花樓和探花樓,應(yīng)該就算得上頭等飯店。如華五(郭子雄)先生說:“牛津街最華貴的杏花樓,本是倫敦的第一家中國飯館,雇主幾全為外人,窮學(xué)生是不大去得起的?!痹谌A五的筆下,探花樓也同樣可稱得上頭等飯店:“壁卡底里的探花樓,排場很大,窮學(xué)生是不去的?!保ā秱惗厮孛琛ぶ袊堭^》,《宇宙風(fēng)》1935年第1期)貴只是一個方面,關(guān)鍵要好吃,否則就不厚道了;探花樓是對得起它的大價錢的:“倫敦的中國飯館有五六家,設(shè)備有好有壞,以探花樓最貴,菜味都差不多,貴的菜也很好,和上海的新雅不相上下,便宜的就不行了。”(茅于恭《留英生活》,《交大校友》1937年第3期 ,31-33頁)

《商業(yè)雜志》1930年 第5卷 第1期倫敦杏花樓餐館

朱自清和窮學(xué)生們?nèi)ゲ黄鸬男踊?、探花樓,那該誰去呢?達官貴可去。比如影后胡蝶1935年訪歐抵英時,就曾履席于此:“在探花樓吃中飯,又遇見了在巴黎時也遇見到的那位姓李的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戚屬等。這位先生不僅是廣東人,而且出是鶴山縣,和我也是同縣?!保ê稓W游雜記》,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97頁)探花樓則常常是外交禮賓之處:“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賓隨同他們會到探花樓去,飯館的設(shè)備既華麗,而身穿禮服的堂倌們又十分神氣,在音樂演奏中開香檳,嚼魚翅,喝燕窩湯,說起來雖然有些不調(diào)和,但也就很夠排場了?!保ň濉墩f吃》,《新中華》1935年第3卷第20期)早在1924年,前國務(wù)總理梁士詒3月5日自香港啟程赴歐美游歷,7月7日在倫敦與來英的駐美公使施肇基宴聚,地點就在探花樓。晚上駐英使署的餞別會,也在探花樓。(鳳岡及門弟子編《梁士詒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50頁)

可是,后來開的新探花樓,卻是意外的價廉物美,奇怪的是卻屬于同一個老板:

我在倫敦的中國菜館,差不多常常到那Piccadilly華度街Wardour street的新探花樓的。那邊中國人吃的特別多,而且對于我們自己中國同胞也非常的優(yōu)待。那里有公司菜,大概一個先令九辦(便)士一客的,已有一湯二炒,白飯盡量吃飽,還有一壺很好的雨前;比五個先令一客的西菜,質(zhì)量都來得豐富。我初到倫敦時,不幸跑到了一家叫探花樓的,也在Piccadilly,與新探花樓是一個東家開設(shè)的。那邊沒有公司菜,一碗肉片湯,非五先令不夠。后來去了幾次,才曉得這新探花樓;所以以后在生活程度很高的倫敦市中,我便找到這一所價廉物美的充饑的食堂。(倉圣《歐行雜記》二十一《倫敦生活》,《人言周刊》1935年第26期)

倉圣說探花樓的菜貴而不好吃,大約是他不習(xí)慣高檔粵菜的清淡吧。而這樣屈指一算,已經(jīng)超過七八家了。而事實上,卻遠不止這七八家。差不多跟朱自清同時來英國的敬伯,就提到了一家大雅樓:“倫敦亦有幾家中國飯館,有時相率到彼處解饞。因為火腿蛋之類吃膩了,也和日本的‘米索稀漉’,一樣的不感興味,于是大雅樓南京樓之類,就常常有我們蹤跡?!保ň床队魧W(xué)生的生活》,《讀書雜志》1931年第1卷第2期)比朱自清早來的俞平伯先生,雖在倫敦待了不足半月,卻屢屢提及一家中國樓中餐館:

1920年2月22日,八時三刻(自利物浦)開車,下午二時抵倫敦。陳、吳、任三君來接,同至留英學(xué)生會?!乖谥袊鴺浅燥垼种?xí)劇?/p>

24日:下午在寓理物件。偕錢乙藜至西南區(qū)覓屋,有一所須五十先令一星期。夜至中國樓晚餐。

2月28日:下午錢來至傅寓,遇陳君(西瀅)。陳請任、傅及我在中國樓飯。

3月1日:偕傅在中國樓約吳、任、陳、楊、張諸人餐。(《俞平伯全集》第十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國外日記》甲集,162-163頁)

而再晚兩三年,1935年秋來到倫敦大學(xué)攻讀考古學(xué)的后來成為著名考古學(xué)家的夏鼐,時不時上館子,基本上只上中餐館,卻說“中國飯店在倫敦共有五間”,顯然是書生一隅之見——他后來吃過的中餐館都不止五間,而且杏花樓、探花樓這些赫赫有名的餐館他都沒去過呢。再說,他要么去不起,要么舍不得去??箲?zhàn)軍興,求學(xué)不易,而他還想用有限的經(jīng)費多學(xué)幾年;到1938年8月31日,他的公費已經(jīng)到期,而“研究工作,串珠編目,達360號”,雖成果豐碩,然猶未完結(jié),“節(jié)衣減食之所積,足供一年有余”,所以盡管感嘆“‘三年海外余血淚’,自問何苦!”仍堅持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歐洲爆發(fā)后,才經(jīng)埃及返國。但還在開羅博物館從事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才再取道西亞、印度、緬甸于1941年初抵達昆明?!八膫惗卮髮W(xué)埃及考古學(xué)博士學(xué)位,是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夏鼐日記》,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冊225頁,第一冊書前附王仲殊《夏鼐先生傳略》)

夏鼐

夏鼐去得最多的中餐館,正和朱自清一樣是順東樓,而且一抵倫敦就去:“1935年9月3日:下午6時抵倫敦……至順東樓食中國菜?!备籼煊秩ィ骸?935年9月6日:下午譚(季甫)、曾(昭燏)、周(建北)三君來,約至順東樓晚餐。”緊接著租好房(1935年9月6日),“我的臥室是35先令一星期,膳費在內(nèi)”,但還是經(jīng)常上中餐館,仍是順東樓首選:

1935年9月27日:上午與陳鳳書君同往訪譚季甫君,他由伯明翰來,下星期又將返校。下午進城觀電影,散場后同至順東樓吃中國菜,喝啤酒,在座共7人(譚君兄妹、周君夫婦、曾、陳與我) ,陳君做東,一共用了35先令。飯菜并不貴,每客2 先令,啤酒一瓶便是1先令,昧淡如水,連我也可以喝上兩瓶,一共喝了15瓶(小瓶僅容一杯)。

1935年10月6日:應(yīng)吳金鼎君之約,進城至順東樓,原定12時半,今日是冬季的第一日,倫敦鐘點撥回一點,余至后尚在11點半,至附近閑步,有北京樓、新探花樓、新中國樓。(按:這北京樓和新中國樓,可是前述諸家并未提及的)

1935年11月20日:進城赴李超英君之約,至順東樓午膳,李君夫人亦在座,系杭州人。

1935年11月22日:約好了林長風(fēng)、李超英二君一塊兒在順東樓吃食,李夫人亦在座。

整個1935的初到倫敦的這幾個月,就只去順東樓,沒去過別的中餐館,真是至愛了。至愛繼續(xù)。轉(zhuǎn)入1936年,先去了一次北京樓:“1936年2月6日:與吳君同赴不列顛博物館,又同至北京樓午餐,隨便談?wù)撝袊脊诺那樾?。”整年下來除了去過這一次北京樓,其余都是繼續(xù)去順東樓:

1936年7月25日:與陳君同行進城,至順東樓用膳。乘3時的火車赴 Dorchester(多切斯特)。

1936年9月14日:赴 Guilford Street(吉爾福德街)訪湯象龍君,同至順東樓午膳。

1936年10月7日:下午至不列顛博物館,晤及向覺明君,談至傍晚,同赴順東樓用餐。

接下來1937年開年不久,第一次外出吃飯,去的還是中餐館,去的還是順東樓:“1937年1月9日:下午與陳君同赴伍啟元君處,羅鳳超及黎名郇君,與伍君三人同居一屋,弄橋牌,旋至順東樓用餐。”中間間隔了一次北平樓(疑即前述的北京樓):“1937年1月23日:約了李(濟)先生,及吳君夫婦、向覺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樓聚餐?!逼溆嗷旧线€是去順東樓:

1937年2月7日:赴鐘道銘君之約,至順東樓午餐,李(濟之)先生及吳君夫婦亦在座。

1937年5月12日:至中國飯館,今日(英皇加冕典禮日)加價,一頓飯要3先令,可謂敲竹杠矣。我們便改叫湯面,一先令半一客。(按:如此熟悉的飯館,雖未明確說是哪家,大抵是順東樓了。)

1937年5月17日:傍晚與鐘、周、湯、陳四君至順東樓用餐。

1937年5月21日:赴皇家丘陵,晤及李(濟)先生,李先生對法德的留學(xué)生不滿意,說他們玩女子,不讀書,德國的400人中真正讀書的不到10%。旋伴之赴查令十字街購書,至順東樓用餐。

1937年5月27日:這星期繼續(xù)聽 Rostovtzeff羅斯托夫采夫的講演,向覺明,曾昭燏二君來聽。今晚與二君赴順東樓用餐,吳君及潘君在座,談至10時半始散。

1937年6月6日:邀吳君夫婦及曾君聚餐順東樓,閑談國內(nèi)考古界情形。

1937年6月12日:晚間與湯象龍君在順東樓聚餐,旋至吳(金鼎)君處,取得其論文。

此后北京樓、順東樓有些交替著上,但仍以順東樓為主:

1937年6月19日:晚餐請鐘道銘君聚餐北京樓,以鐘君下月將返國也。

1937年6月27日:晚間應(yīng)向君之邀,至順東樓聚餐,送曾女士及吳君夫婦也。

1937年7月11日: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與中華協(xié)會歡迎劉廷芳、韋卓民諸氏,程堯圣君約我參加,會后與陳鳳書、黎名郇二君至北京樓晚膳,遇及張德昌君,大家都有些憤慨。

1937年7月20日:晚間赴吳君之約,在北京樓聚餐。

1937年7月21日:午餐約吳君夫婦及鐘、向諸君在順東樓聚餐。

1937年7月27日:晚間在順東樓遇及湯、鐘二君,同至湯君處閑談,以湯君后日將離英赴法也。

1937年9月15日:傍晚抵倫敦,為朱君找定旅館邀之至北京樓吃中國飯。

1938年6月4日:晚間請陳君至北平樓吃飯,賀其得碩士學(xué)位也。朱慶永君作陪。

1938年11月12日:昨天在中國協(xié)會中,遇及黃宗石君,系學(xué)軍事者,亦十中畢業(yè),與吳學(xué)榮非同級,瑞安人。今天偕之同赴牛津游覽……返倫敦在順東樓晚餐。

1938年12月4日:下午應(yīng)王繩祖君之約,赴其寓所,朱君及王鐵崖君亦在座,弄橋牌,茶點后繼續(xù)弄到傍晚,同赴順東樓晚餐。

1939年6月25日:昨日王維誠君由牛津來,午飯朱慶水君同在順東樓聚餐。

1939年6月30日:引導(dǎo)王君游覽校舍、系中博物院,及 E. E. S.(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 埃及考察團)展覽會。晚間與張宗燧、許寶騄君等在順東樓聚餐。

1939年7月24日:今日起開始編《抗戰(zhàn)日報》,每二星期輪流到一次。冒著大雨到中華協(xié)會去編報,無意中碰到袁家驊君,請他到順東樓吃中國飯,領(lǐng)他到自己的寓所里來坐,閑談至10時余始去。

1938年9月24日:王維誠君自牛津來,邀之至順東樓晚餐。(《夏鼐日記》,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冊,356-357、368、372、392頁;第二冊,10、56、69、74、88、90、92、109-114、116-118、125、215-216、232、233、249、250、252、260、264頁)

在大多數(shù)民國學(xué)者或文人筆下的英國中餐館,順東樓肯定不如杏花樓、探花樓那么高檔,那么有名,但僅憑朱自清和夏鼐的當年的遺蹤,及其筆下如此動人的學(xué)人故事,就足以長久留芳。

《一四七畫報》 1946 年 第4卷 第6期 《中國菜館在倫敦》

朱自清偶爾一去上海樓和華英樓,夏鼐則偶爾一去上海樓和中山樓:

1939年9月28日:中午宴請格蘭維爾教授在上海樓午餐,約鮑姆加特爾博士及Miss Macharg(麥克哈格小姐)作陪。

1939年10月21日:房東夫婦對待我總算不錯,前星期乘房東請假離營的機會,請他們夫婦至中山樓宴聚。(《夏鼐日記》第二冊,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260、264頁)

中山樓不經(jīng)見,上海樓和華英樓都是頗有故事的。比如,特派倫敦的《中央日報》名記徐鐘珮就對上海樓情有獨鐘。她在《倫敦和我:中國菜館》中寫道:“我最喜愛的一家館子是上海樓,上海樓開在希臘街,由一位中英混血種的小姐主持。這館子原是一位中國人所開,他娶了一位英國太太,兒女成群,臨終時把這一生經(jīng)營托了大小姐經(jīng)管,大小姐也不負所托,把它經(jīng)營得蒸蒸日上。我想我之所以喜愛上海樓,第一因為它環(huán)境清幽,但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它有兩色菜是道地中國做法,一只是香腸,一只是豆腐,偶而也能在那里吃到粉絲湯。后來我們和大姐相熟,她常在我們的謝聲中,端出一碟腐乳來給我們佐餐?!保ㄐ扃娕濉?倫敦和我·中國菜館》,《中央日報周刊》1948年第5期)

晶清的《說吃》也寫到了上海樓,在她看來那不過吃小吃的小飯館:“闊少們、腰纏頗富的寓公和商人、大使館的大小外交官……隨便小吃的時候,就到上海樓或順東樓等處,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賓隨同時他們會到探花樓去?!?/p>

而在1940年代后期的記錄里,上海似乎成為頂級的中餐館了:“中國飯館在倫敦大小有三十家左右,可是為中國人自己所欣賞的,只有上海樓和大世界兩家。上海樓布置得異常雅致,兩三間大小雅座和大廳間,滿壁名家書畫,幾幅山水人物的湘繡,東方文化的情調(diào)極其濃厚,就憑這一些玩意,也可以招徠西洋顧主,和安慰祖國去英的官商學(xué)生。大世界除了書畫而外,還有壁上油畫的中國的各地風(fēng)光,也別開生面。至于磁器的杯盤碗盞,象牙筷子,更比國內(nèi)一般飯館還要精致。(譚納西《環(huán)游憶語:倫敦報館街、中國飯館》,《中央日報周刊》1947年第10期)然未敢必是。

華英樓則在新牛津街附近,是華五(郭子雄)先生留英在倫敦第一次吃飯的地方。它的老板是一個廣東人,據(jù)說他最初在另外一家中國飯館當仆役,后來掙了幾個錢,便獨自開了這家飯館,他的老婆便是他從前充當仆役時的同事,而且從后文的敘述看,應(yīng)該是個英國女子。而彰顯風(fēng)范的正是他的洋老婆:

這位老板娘已經(jīng)有了三十來歲的年紀,戴著一副小眼鏡,態(tài)度很和靄,同學(xué)中有時受了感冒,她便給你配一點藥吃,倒很靈驗。后來華英樓的老板,將生意讓出,帶著老婆同兩個小孩回到廣東去了。老板娘在臨走前對人說:“我的丈夫是中國人,我要做中國人,我的兒子得做中國人,讀中國書。像你們一樣,將來為國家做事。我不能長住在這兒,讓兒子生長在這兒,使得她們長大時,英國人不承認他們是英國人,中國人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為了他們,我們回到中國去,中國是我們的國家,是么?”(華五《倫敦素描·中國飯館》,《宇宙風(fēng)》1936年第9期)

朱自清先生在游學(xué)英國期間給陳竹隱的情書中,寫到了“此間飯店大都女子招待”,也寫到了“男學(xué)生娶中外雜種女子及外國女子者也有一二人,但所娶均女招待之類,再高則不會嫁中國人也”(朱喬森編《朱自清愛情書信手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頁),為什么不親自寫寫這些中餐館的洋女招待洋老板娘,有些遺憾。

責(zé)任編輯: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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