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花上500歐元，頂多不超過1000歐元，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時內弄到一把武器。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里持槍是非法的，而比利時更像個美國大城市。
來自布魯塞爾的民眾周三在莫倫比克的商業(yè)中心集合，呼吁加強團結和悼念遇害者。
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同時被譽為“歐洲首都”，這里云集著歐盟總部、北約總部等區(qū)域核心機構。如今，這個盛產巧克力和咖啡的國家被貼上了“歐洲恐怖主義溫床”的新標簽，最近幾年發(fā)生在歐洲的系列恐怖襲擊案都與這個國家扯上了關系。
盡管比利時人口為1100萬，但據倫敦國王學院激進主義和政治暴力問題研究中心披露，該國赴敘利亞或伊拉克支持伊斯蘭國組織（ISIS）的志愿者超過500人，所占比例是所有歐洲國家中最高的。而在這500人中，至少有五分之一是以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qū)(Molenbeek-Saint-Jean)為據點。
巴黎暴恐襲擊事件的主謀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奧德（Abdelhamid Abaaoud），就來自莫倫貝克區(qū)，父母是來自摩洛哥的穆斯林移民。他已于18日在巴黎郊區(qū)的圣丹尼斯被法國警方擊斃。
著名的布魯塞爾大廣場往西步行30分鐘就到了莫倫貝克。這里到處是涂鴉、空置的廠房、清真肉鋪、攤位、偏僻巷道里的清真寺，與首都其他行政區(qū)形成鮮明對比。
在地理上，比利時地處歐洲大陸的心臟地帶，與德國、盧森堡、荷蘭以及法國相臨，交通條件極為便利，有利于被極端分子當作大本營。11月13日巴黎襲擊案的重要通緝犯Salah Abdeslam在次日凌晨乘私人汽車從法國出境時被警察攔住，但隨后居然被放行?！渡旮鶇f定》26個國家邊境管控的寬松程度可見一斑。
在莫倫貝克的餐廳老板Derdabi Nabil并不同意“比利時是歐洲圣戰(zhàn)者天堂”的說法。他的?？蛠碜?0個不同國家，他們相處得都很好。
但看似寧靜安逸的日常生活下卻醞釀著恐懼和暴力。比利時智庫Itinera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比拉·本葉奇（Bilal Benyaich）說：“這里穆斯林社區(qū)的年輕人很少去繁華的布魯塞爾市中心，而是待在網絡聊天室里，與外界的激進組織保持著聯系?！?
在這個人口只有9萬人的行政區(qū)，部分社區(qū)的穆斯林人口比例達到80%，主要為摩洛哥和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據布魯塞爾統計分析局（Brussels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Analysis）公布的數據，這里的失業(yè)率高達30%，年輕人失業(yè)率更是高達37%，是全國水平的3倍。
“第二三代移民沒有機會享受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成果，毫無國家認同感?！眮碜圆剪斎麪柕那閳髮＜褻laude Moniquet說。糟糕的社會和經濟前景，以及歧視現象，都容易迫使青年人走上激進化的道路。
布魯塞爾聯邦警察局的高級官員Alain Grignard介紹到，典型的莫倫貝克區(qū)圣戰(zhàn)者20歲出頭，多數犯有前科，“他們從敘利亞回來后就已不再害怕死亡，要把敘利亞戰(zhàn)場上的經驗運用到歐洲大陸上”。這些人在街頭槍戰(zhàn)方面甚至比正規(guī)武裝警察的經驗還豐富。
按比利時內政大臣Jan Jambon的說法，比利時高度分權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莫倫貝克成為治安盲點。人口約180萬的布魯塞爾劃分為19個行政區(qū)，有6個警察局。相比之下，擁有1100萬人口的紐約總共只有1個警察局。
這里種族繁多，布魯塞爾警察辦案要跨越幾個部門和語言障礙，要獲得警情反饋非常困難，居民發(fā)現了異常情況一般就不會報警。
“比利時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松散的政府結構給了恐怖分子可乘之機，”荷蘭萊頓大學恐怖主義和反恐研究中心的教授Edwin Bakker說，“調查官員之間的信息交流很不順暢?！?
2014年5月，法國籍恐怖分子Mehdi Nemmouche在布魯塞爾的猶太人博物館里開火，殺害了4人，警察當時被詬病在情報匯報上遲緩，致使這名兇手成功逃脫。Mehdi Nemmouche當時就藏匿在莫倫貝克。
比利時警方在搜捕巴黎襲擊案的涉案極端分子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比利時的荷蘭語區(qū)和法語區(qū)的民族矛盾時有發(fā)生，政局不穩(wěn)。比利時原本軍工業(yè)發(fā)達，而社會和政治上的長期對立給莫倫貝克區(qū)的軍火黑市繁榮提供了條件。據比拉·本葉奇透露，“只要花上500歐元，頂多不超過1000歐元，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時內弄到一把武器”。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里持槍是非法的，而比利時更像個美國大城市。
事實上，槍支是比利時的一個歷史遺留問題。自從2006年政府開始管控槍支至今，有30余萬槍支的下落不被政府所掌握。這個國家有限而分散的執(zhí)法力量也讓武器走私更為猖獗。
由于有了《申根協定》的存在，整個申根區(qū)域內的4億居民以及無數的外國游客、商人得以在簽約國內自由出入，歐盟國家享受了開放邊境帶來的貿易繁榮，但也讓遏制槍支交易變得更加困難。有鑒于此，歐盟內政部長們將于近期舉行緊急會議，重新討論長期以來困擾他們的軍火走私和邊境安全問題。
申根國家示意圖
比利時聯邦議院的反對派成員George Dallemagne認為，布魯塞爾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土壤形成于1970年代。當時資源匱乏的比利時為了交好沙特阿拉伯，為伊斯蘭傳教士營建了清真寺，引進新移民，而這同時也帶來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教義者——薩拉菲派圣戰(zhàn)士（Salafist jihadist）。到20世紀末期，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也逐漸移民到比利時。
這小部分移民逐漸形成了一個跨國網絡，參與遍布歐洲的襲擊行動。2001年紐約“9·11”恐怖襲擊之后，比利時開始成為歐洲恐怖活動的策源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為歐洲的極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機會。這段時期，莫倫貝克區(qū)也不斷受到強烈的伊斯蘭極端運動的影響。
比拉·本葉奇強調，極端分子只是占比利時穆斯林群體很小的一部分，但同時他也提出警告，立法者應該盡快在可控的當下出臺全面的策略解決激進化的問題。這要求社會服務、教育以及司法體系和警察力量，甚至外交政策的全面協作。他說，“如果一再拖延，加上中東的情況惡化，狀況更不可控制”。
比利時的治安已經引發(fā)了整個歐洲的擔憂，甚至鄰國官員把比利時稱為“邊境上失敗的國家”。按照比利時首相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的說法，在巴黎系列襲擊事件過后，“歐洲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篇章，加強合作和分享情報變得極為迫切”。也許，比利時更需要對內政到外交等各個層面進行反思，馬上掀開一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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